1954年台美“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是台美关系中一个标志性事件，相关研究很多，[1]资料也甚为丰富。关于“共同防御条约”的酝酿过程及其结果的讨论已较为成熟，学界普遍认识到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之下，美国既想使台湾成为一个反共基地，又不想因台湾的“反攻”而陷入战争；台湾既想将自身安全捆绑于美国，又不想受制于美而放弃“反攻”念想。以往较多研究片面突出台湾方面在缔约一事上的被动，郝天豪、刘相平的《退让与坚守：蒋介石在台美“共同防御条约”商签中的策略选择》指出蒋介石在商签条约中“主动争取和退让”、“隐忍不发”与“坚守底线”的多个面相，视角更为全面。然而，该文主要根据《蒋介石日记》及部分“国史馆”等台湾机构所藏档案而写，关于“力争”、“隐忍”或“坚守”的体现并不清晰。同时，学界除对台美“共同防御条约”约束台湾“反攻”一点有较多探讨外，若干重要面相不曾得到研究者的关注。事实上，该约在被美国国会批准之前曾遇到不小阻力，反对者包括前国务卿艾奇逊。反对理由的核心在于该约对台澎主权属于中国的认定作用，于是又有“三项了解”的产生。1949年到1950年代中期，在大变动局势中，美国对台湾主权屡次擅做解释，此又是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