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阿伦特的写作主题明显受到马克思的影响，但她从未直接表明从马克思思想中获得了启发。实际上，阿伦特对马克思的态度的确存在前后期的变化。早期的阿伦特对马克思是同情和支持的，强调马克思思想的伟大之处，强调他对时代问题的精准把握。不过，她在此后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却表现出对马克思思想的不解和困惑。到写作《心智生活》时，阿伦特就已经很少提及马克思了。[1]我们在这里把阿伦特的这个阶段称为马克思思想研究的转向。离开马克思，意味着阿伦特哲学视角的转换，也揭示了她试图从更加微观的层面来思考和解决现代的政治和伦理困境。阿伦特写作视角的转换并不意味着她走上了纯粹理论的哲学研究道路。实际上，她的基本理论立场是没有变化的。从《人的境况》开始，她一方面质疑哲学传统对个体理性存在者的依赖，指出其在建构现代心智世界方面的局限；另一方面，她的公共领域理论又无法回避对个体之间关联方式的考量，也就不得不追问个体心智活动向外扩展的可能性和模式。协调这两个维度之间的张力，是阿伦特必然要面对的理论任务。因此，阿伦特援引康德的观点主要是为了解决自己遭遇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之间的冲突问题，或者说，协调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