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转形问题的百年争论都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材料。比较不同理论观点的异同，我们发现，存在三种对马克思转形理论的错误理解，研究者中出现此三种偏误的情况相当普遍，虽然多数人并非同时兼有三重错误，但几乎所有的论战参与者都在三种偏误中占有一到两席。这些普遍存在的理论误解是各种各样转形问题解决方案不成功的主要原因。这些观点都能在鲍特凯维茨那里找到源头，并且在其后百余年的研究中被以这样或者那样的形式延续下来。令人遗憾的是，在长达100余年的转形问题研究中，很少有人认真思考过，自己的理论模型与前提性假设究竟与马克思有哪些不同？以及马克思为什么与我不同？很少有人花力气去理解马克思的理论目标与论证手段之间的关系，很少有人认真思考过，马克思的转形模型为什么采取五部门模型而不是三部类模型，为什么在他的转形理论数值例中，不标明商品价值和生产价格的时间单位或货币单位。谢克（Shaikh，1977）说得对：“如果马克思的经济分析要得到发展，首先必须理解它。”但他自己在这方面也做得不够好。[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