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指出的是，贝格尔证伪世俗化命题并不只是为证伪而证伪，目的是借此重新厘定宗教与现代性的关系，并提出自己关于现代性可能存在模式的看法。这一点，可以从他把美国作为反驳世俗化命题的重要证据的使用中窥出端倪。具言之，贝格尔用美国高度现代化和宗教繁荣并存不悖的现象证伪世俗化命题，其间蕴含着一个基本逻辑：人们在享受现代化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和舒适生活的同时，大可心安理得地过宗教生活。当代第三世界国家宗教所展现出来的蓬勃生机以及社会经济状况不同程度的改善，又为他的这一逻辑的现实分量添砖加瓦。基于此，他非常自信地宣布对传统的世俗化命题和现代性观念实行颠覆，指出：现代性并非只有欧洲一种单一模式，而是如艾森斯塔特所言显现为包含不同民族和文化传统在内的多样化展开路径，即“多样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y）；现代性也并非一定导致世俗化，“可以同时背负宗教和世俗两种不同的行囊而来”[1]。在“多样现代性”概念的支配下，他向学术界提出研究宗教在不同地区和民族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积极角色的可能，即“俄罗斯正教现代性”“伊斯兰教现代性”“印度教现代性”“天主教现代性”等。[2]这一点，我们在下一章将会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