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日军兵临平津，黄郛奉蒋、汪之命，北上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华北局势暂趋缓和。同时国民政府内部围绕如何处置对日问题，出现意见分歧，逐渐形成“亲美”与“亲日”两派主张，“前者而恃联盟的支持，对日采取敌对的态度，以抗日亲美为目的的宋子文派”；“后者即立脚于东洋主义，中日问题应由中日直接交涉来解决，对欧美抱定敌对的态度，以亲日拒欧美为目的的黄郛派”，[1]某种程度上亦可称作妥协外交派。随着1933年外交部部长罗文干、财政部部长宋子文相继去职，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逐步转向对日亲善，以行政院院长汪精卫、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政整会”）委员长黄郛为代表的“亲日派”开始在国民政府对日交涉过程中扮演核心作用。然而待至1935年，日军先后策划河北事件、张北事件，华北危机无以复加，6月黄郛坚辞本兼各职，并向四川行营秘书长杨永泰表示，“事态至此，再叫我去，不啻驱我入穴，等于专制时代赐巾自缢，未免太不近情”。[2]8月28日政整会宣布撤销，黄郛及其部属逐渐淡出华北政局。黄郛从权力中心逐步走向边缘，即如张群所言：“所以演斯巨变，固由日人得寸进尺，亦因华北组织复杂，机体纷歧，不能通力合作，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