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哥伦布大交换”的概念日益受到关注，新物种、新作物对中国的影响正在从农史、经济史的讨论范畴进入文化史的讨论范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学界和民众往往更关注作物在本土的“引进”，而忽略其发现、传播的完整链条及其他环节。以番薯为例，不少学术期刊、大众媒体反复引述1593年陈振龙在福建引种的传奇，事实上，我们并没有找到当时西班牙统治者对番薯传播的明文限制，相反，无论是哥伦布1493年将番薯从美洲带回欧洲，还是莫纳德斯医生在1574年的博物志中描述番薯，抑或菲利普二世组织编撰《西印度地理问卷》，都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新环境，利用新事物，将新的信息和知识转换成帝国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