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借助“异化”概念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地位，并且创造性地阐释了异化的最新形态——“劳动异化”的含义（异化了的、外化了的劳动）及其后果（劳动者的自我异化和人与人之间的异化）。无疑，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观对马克思有着深刻的影响，但从“劳动”的角度对此所做的分析却是前人很少涉及的。鉴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巨大影响，长期以来，学术界基本上是将“劳动异化论”视为马克思“巴黎时期”[1]的主要思想来看待的，更有不在少数的论者用它来表达、阐发甚至等同于马克思一生的异化思想。但是，如果我们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这一时期马克思的其他笔记和手稿整合在一起研究，就会发现，即使是在这期间一年多的时间里，马克思这一方面的思想仍然处于变化、发展之中，特别是他借阅读和摘录詹姆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简称《穆勒评注》）的机缘所阐述的思想，明显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一笔记本”中所论述的“劳动异化论”发展成为“社会关系异化论”。不仅如此，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还在不断地扩展着这一概念的内涵，他开始用人同人的异化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