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春天，我在东京和日本政治思想史学者、日本学士院院士渡边浩（わたなべ ひろし，1946～　）教授有几次交谈。他有一个说法相当有趣，他说，人们都熟悉日本明治维新初期两个重要的举措，一个是“大政奉还”（1867年，又，1868年“王政复古”，即重新确立天皇权力，强化统一国家的中央集权），一个是“废藩置县”（1871年，1869年有“版籍奉还”，即从封建制转向郡县制）。表面上，日本似乎是在追求“近代/西方化”；实际上，也是日本在走向“古代/中国化”。他认为，虽然在目标上是实现“近代/西方化”，但在路径上，却是把日本传统的帝国体制和社会结构，往古代中国的方向转。这个说法半是比喻，半是玩笑，但我觉得很有深意[1]。为什么？因为这个说法提醒我们三点：第一，明治以前（至少镰仓、室町和德川时代）的传统日本政治文化和传统中国不一样，所以，走向近代的日本才要“尊王攘夷”和“废藩置县”，把原来日本的“天皇与幕府”双重体制和“天皇-幕府-大名”的重层结构，往传统中国高度集中的皇权和中央直接控制的郡县制上靠。第二，如果这是日本“走向近（现）代”的制度基础，那么我们就要追问，为什么日本回向类似传统中国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