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部落内在政治治理具有一定的稳定性，部落基于原始民主实现内部的“对立平衡”，基于政治平等限制酋长权威，同时部落基于族亲意识团结部落成员。在对外政治交往过程中，部落与国家、部落与宗教呈现不同程度上的互动关系。伊拉克战争后，部落政治具有了新的表征：一是部落政治再次成为伊拉克政治生态的重要旋律；二是逊尼派阿拉伯部落与强大政治势力合作，谋求最大政治利益；三是什叶派阿拉伯部落与宗教学者政教融合，什叶派社会陷入分裂；四是库尔德部落联合政治精英推动自治，谋求政治私利。这些表征的形成既有一定的历史渊源，也受到多重社会现实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五个层面：一是伊拉克社会的“再部落化”使部落恢复了社会动员能力，必然为各方势力所忌惮；二是宗派政治主导联邦政府的国家建设，使伊拉克部落向宗派化方向发展；三是政府孱弱腐败，治理赤字严重，为部落政治的滋生提供肥沃的土壤；四是国家治理能力不足，政局持续动荡，部落为部落民提供唯一可靠的安全庇护；五是部落的“生存战略”使其总是与强权结盟，谋求政治寻租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