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英国因梅毒流行而掀起的公共卫生危机，使妓女群体被政治化地标定为“危险之身”。1864年《传染病防治法》以强制检查与收容制度对女性身体实施系统化规训，强化了“堕落女性”与疾病传播之间的因果想象。同时，医学知识将性病归因于女性的不道德行为，以病理化叙事赋予性别差异以“科学”合法性；主流媒体和慈善舆论则通过再现污名化形象，推动大众对妓女的恐惧与道德谴责。在此多重机制作用下，男性在性病传播中的角色与责任被制度性遮蔽，反映了深层的不对称性别权力结构。19世纪英国的传染病防治不仅构成卫生现代化的重要进程，也成为国家借助健康危机重塑性别秩序、实施社会治理的关键场域，揭示出卫生政策、性别规训与道德政治之间复杂的交汇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