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执政后，在延续对华“脱钩”政策基调的同时，通过推行国内产业政策与倡导所谓“多边主义”外交策略，着力构建将中国排除在外的“供应链联盟”。该战略旨在通过促进制造业回流增强本土产能、推动“友岸外包”转移关键供应链，并借助出口管制与投资限制等“去风险”措施，降低对华高科技产业依赖。韩国因其在半导体、电动汽车等领域的技术优势及与中国的深度产业关联，成为美国重点争取的合作对象。面对美国的施压与拉拢，韩国出于政治与经济多重考量，采取了主动与被动相结合的应对策略，包括在半导体和电动汽车领域对美投资建厂、在关键矿产领域参与“友岸外包”机制，以及在尖端科技行业配合美国的“长臂管辖”与“去风险”政策。然而，这些应对措施对韩国总体而言弊大于利：美韩在对华政策逻辑上的分歧导致韩国难以兼顾安全与经济利益；霸权与盟友利益之间的冲突削弱了韩国高端制造业基础，可能引发产业“空心化”；贸易规则的碎片化也冲击了韩国的外向型经济结构，加剧了其全球产业链地位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