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拉采尔“生存空间论”提出以来，地区研究逐渐成为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内容，与之相关的国家权力与空间关系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并随着研究议题的深入，地区研究的边界不断扩大，其中就包括从地区出发或者以地区为支点搭建国际秩序的理论。但是，地区研究在学界并不均衡，北美、西欧和东亚因其经济发展较快及与大国（尤其是美国）的安全利益密切相关而被广泛关注。相比之下，有关中亚地区的研究却十分薄弱，需要在减少莫衷一是的研究局面上做更多工作，为此亟待进一步提高对中亚地区的学理研究。与规范性研究相对滞后不符的是，近年来中亚地区政治发展迅速，美国、俄罗斯、中国、日本等大国与中亚国家互动频繁，已对中亚地区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就包括中国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在国际社会看来，“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中国对中亚外交的新变化。有关中国中亚外交的研究，国内外学界已有很多真知灼见。然而，受制于方法论的不同，现有成果在探索中国中亚外交上还存在较大不足。鉴于此，本文在分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新古典现实主义为基本理论范式，通过地区极性和现状偏好两个自变量，探讨中国的中亚外交哲学是如何变化的。

　　一 有关中国中亚外交的理论取向：地缘政治论、权力论、制度效应论 

　　近年来，随着中国在中亚的影响力不断提高，国内外有关中国对中亚外交的研究逐渐增多。通过对现有研究的梳理，国内外有关中国中亚外交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地缘政治论、权力论和制度效应论等三种范式。

　　首先是地缘政治论。欧亚大陆历来都是地缘政治研究的焦点，该理论最早起源于欧亚大陆的学者——瑞典的鲁道夫·契伦和德国的弗里德里希·拉采尔。与大多数国际政治理论一样，地缘政治拥有较为完备的知识体系，包含诸多学派，其中一些偏应用研究，另一些则是纯粹的理论研究。布热津斯基是当代著名地缘政治学者，他认为，“欧亚是个棋盘，对世界领导权的争夺在此从未停止过。……同样，中国无疑也是一个主要的地缘战略棋手。中国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地区大国。它可能有更大的抱负，因为在历史上是一个主要强国，把自己的国家视为全球的中心。中国的各种选择已经开始影响亚洲的地缘政治力量分布，而它的经济发展势头必将使它有更强的物质实力和更大的雄心。”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在既有研究中，比较典型的有关中国中亚外交的观点有：一是因经济快速增长，中国欲与美国、俄罗斯一起成为中亚地缘政治主要力量的意图十分明显；二是通过发展与中亚关系，中国希望保持稳定的能源供应和维护西部边疆安全，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哈萨克斯坦将有可能成为中国中亚外交中的关键伙伴；三是针对可能影响中亚地缘政治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有学者认为，经济因素是中国在中亚地区发挥重要作用的动力，其次是国家安全的需要。此外，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也有可能改变中国长期坚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原因是保护日益扩大的海外利益。直观地看，上述观点都存在着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如果仔细推敲，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地缘政治论仍然停留在似是而非的状态，理由是地理本身是一个不变参数，但国际政治却与之相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早期地缘政治理论普遍存在着这样的缺陷，“拼凑物质世界的事实和规律，以证明政治要求的正确性，支持政治观点”。在国际政治实践中，早期地缘政治论更多是为了解释英国、沙俄、德国、法国、美国等列强战略利益扩张的需要，而不是客观地解释全球地缘政治进程。实际上，在当前的国际政治中，有很多因素都可能促使权力政治发生变化，例如地区事件导致大国关系突变、原本无核武器国家成为有核武器以及国际恐怖主义日趋严重等。显然，如果不加限定地从地缘政治的视角讨论中国中亚外交，那么就会存在着解释力不足的问题。

　　其次是权力政治论。在中国中亚外交研究中，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论因其较强的解释力而被广为应用，并形成三种主要观点：一是中国的中亚外交更偏好于威胁制衡。作为既得利益者，中国的中亚外交会选择与俄罗斯合作，制衡共同的威胁，即当中俄两国既没有能力阻止共同的安全威胁，也不愿意对方成为对手阵营中的一员时，中俄两国都有意愿合作共同制衡潜在的威胁。例如，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对中亚外交的重要平台，通过该平台中国不仅与俄罗斯在中亚地区安全问题展开了合作，而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二是中国的中亚外交更偏好于权力制衡。作为崛起国，中国的中亚外交会谋求更大的权力，中国与俄罗斯在中亚地区存在着“软竞争”。例如，有学者认为，针对中国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俄罗斯于2015年1月启动了欧亚经济联盟，试图对冲中国在中亚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此外，因战略互信不足，“中俄轴心”会因俄罗斯自身实力的变化而出现变数，中国的中亚外交也有“取代俄罗斯成为中亚地区主导国”的意图。三是中国中亚外交更偏好于利益制衡，即中国更重视自己在中亚的经济利益，并不介意俄罗斯在中亚国家政治、安全问题上占据优势。同时，中国参与的所有牵涉中亚地区冲突的事务都将会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俄罗斯的利益。权力政治论还解释了俄罗斯对中国中亚外交的态度，即为了平衡与美国及西方国家在这个地区的扩张，并保持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主导地位，俄罗斯在一定限度内接受中国在中亚的存在。尽管权力政治论在分析中国中亚外交上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也存在不少问题。首先，在理论分析层次上，既有研究大都以国家中心主义为视角，缺少单元与体系之间的互动。事实上，作为国际政治中的基本单元，国家对外政策的选择是与体系的变化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在不同性质的国际体系下，因自身实力和外部威胁的认识不同，中国对中亚外交是不同的。其次，在对国家行为方式的判断上，既有研究没有厘清中国对中亚外交到底是追求权力最大化，还是要维持均势；是进攻性政策，还是防御性政策。第三，大部分既有研究在分析中国对中亚外交上缺少心理环境因素的分析，而心理环境因素是国家选择对外行为的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在通常情况下决策者根据他们的主观意象进行决策，而这种意象是由决策者的认知过程决定的。

　　最后是制度效应论。长期以来，制度效应论都是中国中亚外交研究中的主流范式，尤其在中国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以来，制度效应论充斥了大部分研究，并成为绝大多数中国学者研究中国中亚外交的理论工具。主要观点有：一是通过务实合作，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贸易将会平衡，经济发展将更加健康，而政治冲突将会越来越少。有俄罗斯学者认为，俄罗斯与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一带一路”和欧亚经济联盟中合作就能解决这个地区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同时，美国学者也表达了类似观点，并认为中国已逐渐成为中亚地区公共产品的重要提供者，美国应把中国当成其“新丝路计划”的一部分，支持中国在推动中亚地区发展方面的努力。二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制度化为中国推进其中亚外交提供了机会。有学者认为，正是因为依靠规范的力量，中国利用上海合作组织逐步地吸引了中亚国家，并在中亚地区扩大了自身影响力。可见，制度效应论的内在逻辑是，国家行为在国际关系中不是机械地由国家平衡各方社会利益来决定的，它还受到不断变换的制约因素的影响，而这种制约来自于其他国家的对外行为，其中就包括国家选择国际合作的行为。这是因为在国际舞台上国家运用的权力会因制度而得到调节，制度所具有的调节、规范、标准和管理功能可以帮助国家应对不确定性和追求最佳利益。但是国际机制在国际关系现实中并不意味着参与国之间就是平等的关系（即便存在协商一致的原则），大国在机制的建立和维护中依然发挥着主导性作用。虽然制度效应在解释中国对中亚外交方面优势明显，但制度效应的存在是有一定条件的。如果合作收益为零或者合作风险增大，那么制度所产生的效应是不存在或者是十分微弱的，如奥尔森的“集体行动困境”理论。另外，在纯粹冲突（比如战争）环境下，制度也是不必要的。制度效应不仅仅能产生正面效应，在一定条件下也有可能产生负面效应，也就是说国家之间交往紧密也会增加冲突频率。实际上，因国家实力差距较大，相当数量的中亚国家都更倾向于选择“搭便车”或者“追随”大国，这在地区安全合作中表现得十分突出。那么，中亚国家“搭便车”或“追随”的行为会给大国在控制成本与扩大收益上带来更多难题。如果不计成本地向中亚地区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那么大国行为也会被束缚，尤其被那些国内政治稳定基础较差的弱国拖累，其所带来的问题也有可能被其他大国所利用。因此，在国际关系现实中制度效应论很难准确反映出国家选择对外合作行为的内在逻辑。

　　综上所述，虽然地缘政治论、权力政治论和制度效应论等理论工具广泛应用于中国中亚外交哲学的讨论，但都存在着解释力不足的问题，主要原因有：一是理论假定建立在预期效用最大化的基础之上，即确定性条件之上，而在现实中不确定性则是国际关系发展的内在本质；二是理论界限过于模糊，缺乏严格的、系统的排伪处理，概念的可操作性不强；三是在国家对外行为上缺少层次分析，尤其是不能把地区层次与单元层次结合起来。总之，有关中国中亚外交的讨论需要尝试性地寻找（或合成）新的理论工具来弥补既有研究中的不足。

二 影响中国中亚外交哲学取向的基本因素：基于不确定性条件 

　　通过上文论述，我们可以发现，如果不加限定地讨论中国对中亚的外交哲学，那么在理论中很难出现科学共同体。这是因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即便是同一研究主题，也会随着研究范式的不同而不同，所以如果要想建立科学共同体，那就需要尽量遵循同一研究范式。即便如此，在同一研究范式内，也会因假定前提的不同而出现不同。为了促进知识的向上增长，我们需要在特定理论范式下讨论中国中亚外交哲学。为此，我们需要厘清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厘清外交哲学的基本概念；二是厘清不确定性与中国中亚外交哲学的关系；三是厘清选择新古典现实主义作为理论范式的原因；四是厘清地区极性、现状偏好与中国对中亚外交的内在逻辑。

　　（一）基本概念的界定——“外交哲学”

　　作为特定概念，“外交哲学”在国内外学界没有形成共识。为了能形成较为清晰的定义，我们需要从外交的基本属性来定义“外交哲学”。陈乐民认为，外交是指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国家集团同外界打交道时的政治，办外交时依据的政策便是“外交政策”，即“对外政策”。“大国或强国的外交有两重任务：一是尽量保护自己的利益；二是尽可能扩大自己的影响。小国或弱国则只有尽量保护自己的利益一条。”美国现实主义理论大师汉斯·摩根索则认为，“外交是通过和平手段促进国家利益的工具。外交的任务在于，必须根据为追求各种目标实际具有或潜在具有的强权来决定它的各种目标；必须顾及其他国家的目标，以及它们为追求这些目标实际具有或潜在具有的强权；必须决定这些不同目标在各种程度上是相容的；必须使用适合于追求它的各种目标的手段。”英国著名外交学家R.P.巴斯顿认为，外交是国家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代表及其他行为者，运用通信、个别的会谈、交换观点、说服、访问、威胁和其他相关的行动来阐明、协调和维护特殊的和更广泛的利益的手段。通过上述论述，我们认为，外交的基本属性是国家实现其利益的一种政治工具，而外交哲学实际上是国家在对外行为中通过政治手段实现其国家利益所选择的价值取向。不过，不少国内学者更愿意把“外交哲学”定义得更为中性，更倾向于从思想、信念、国家观和世界观等要素进行表述。还有一些中国学者直接把中国的外交哲学投射进外交实践中进行思辨性分析。除此之外，因系统论被广泛应用于国际关系理论中，在外交哲学研究方法上出现了体系论与还原主义相互结合的分析框架，特别是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兴起，弥补了新现实主义和传统现实主义理论在分析国家对外政策上的不足。新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对外政策就是建立在国际体系（自变量）以及国家等单元要素的政策和行为为中介变量之上的因变量。通过上述分析，本文把外交哲学可以大致定义为，在特定国际体系下，国家在对外行为中维护或实现其利益的价值取向。

　　（二）不确定性与中国对中亚的外交哲学取向

　　“不确定性”是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领域的重要概念。与之相近的概念有哲学上的偶然性和数学上的随机性。在决策研究不确定性中关注两个方面：一是人所不能及的客观不确定性结果；二是与决策主体行为相关的个体特征要素。在决策行为学中,对于不确定性情境理论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对不确定性环境对个体的影响上，可分为三种类型：状态不确定性、效果不确定性以及反应不确定性。

　　从外交哲学定义和本文研究对象来看，中国对中亚外交哲学属于外交决策分析。如果按照不确定性分类表，本文主要讨论的是状态不确定性，即假定中国对中亚地区力量格局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缺乏了解的前提下，中国中亚外交哲学取向是如何变化的。关于外交哲学取向，如果从原理论上划分，可以分为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批判主义；如果从政治思潮上划分，可以分为修正主义、保守主义（或新保守主义）、激进主义等。为了避免不同的分类给研究带来认识上的困惑，本文选择新古典现实主义作为分析中国对中亚外交哲学的基本理论范式。

　　（三）理论范式的选择——新古典现实主义

　　研究中选择特定的理论范式可以减少认识上的分歧，并扩大为在同一理论范式下的共识。在现实主义理论家族中，新古典现实主义是结合了古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理论内核发展起来的，目的是为了弥补新现实主义在国家对外政策分析上的不足，也是目前现实主义理论中分析国家对外政策的最重要工具之一。具体而言，新古典现实主义就是把国际体系层次和国家层次的变量集合起来。其基本假设是，对外政策是国际体系和国家两个层次之内及两个层次之间复杂互动的结果。新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对外政策动机产生的原因不是为了寻求自身安全，而是试图应对、寻求、控制和塑造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原因是国家无力准确预知国际体系变化、大国崛起或衰落以及战争等因素所带来的结果或对其负面的影响。在不确定的条件下，为了解决安全困境或维持现状，当面对外部威胁时，处于自助体系中的国家除了选择相互制衡的外交政策外，也可能会选择与体系中的其他单元相互合作的对外政策。

　　作为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中国的对外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体系和国内政治的双重影响。例如，在变动中的国际体系中，中国在中亚地区推动了诸如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阿富汗问题四方机制、中阿巴塔四国反恐协作机制等倡议或机制，并在单元层次上推动“一带一盟”（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哈萨克斯坦“光明大道新经济计划”对接等。所以在理论适用性上，新古典现实主义能够解释中国的中亚外交。

　　（四）地区极性、现状偏好与中国对中亚的外交哲学

　　在国际政治中，一国对外政策的价值选择通常是外部和内部因素互动的结果。结合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范式，国际体系的极性（概念解释见下文）是外部因素中最为常见的，而且也是相对稳定的变量，国家实力高低则是内部因素最为常见的变量。不过，绝对封闭的国家的国内政治有时受国际体系的影响较少，但在国际政治现实中，这种现象非常极端，并不适用于崛起中的中国。此外，由于国家实力高低变化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国家通常对自身实力的变化存在着现状偏好，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家对外政策取向。受上述因素影响，在通常情况下，作为因变量的中国外交哲学因国际体系的极性和国家实力的变化而变化。

　　尽管中国的中亚外交哲学从属于中国外交哲学的一部分，但国际体系的极性并不直接作用于中国的中亚外交。因为国际体系的极性存在着间接及滞后的效应，也就是说在当前以美国霸权为代表的单极体系中，单极体系效应并不直接作用于中亚地区。当前，俄罗斯依然是中亚地区的主导力量，加上中国在中亚地区影响力的不断提高，单极体系效应较少地直接作用于中亚地区。这不仅能够解释美国把“大中亚计划”调整为“新丝绸之路计划”的原因，也能够解释美国在2014年从阿富汗撤军后把其中亚政策的优先方向从反恐为主调整为反恐和经济合作并重。实际上，中国对特定地区的外交哲学取向是不同的，例如与中亚地区相比，东南亚地区受单极体系影响较深，美国在东南亚的实际影响力要远远大于中国和俄罗斯。在东南亚国家中，菲律宾是美国的盟国，而新加坡、泰国与美国有着非常紧密的军事合作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在国际体系未发生质变的前提下，国际体系的极性未在特定地区直接发生作用，发挥系统效应的是地区极性，尤其是在一个或多个大国存在的地区。

在进一步讨论前，我们需要厘清两个关键性概念：地区极性和现状偏好。

　　地区极性的概念来自于国际关系中的系统分析。系统是指系统单位之间如何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当系统分析被广泛应用于国际政治研究时，衍生出了国际体系，而国际体系是当代国际政治中进行层次分析的核心概念。在全球层次上，国际体系被国际政治学者看成一个或多个层次，其中包括国家、个人和其他单位构成的系统。因此，一般意义上，极是指行为体的数量以及它们的实力分布状况，而极性则是指受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权力分配的影响。国际体系因国家间实力差异而出现不同结构，即单极、两极、多极体系。由于国际体系存在着间接及滞后效应，在国际体系的总体特征下还存在有着巨大差异的地区系统或子系统，也就是说全球性和地区性权力在变化过程中，“一致性”和“非连续性”会同时产生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存在着结构性压力，大国关系常常是通过特定的地区环境、结构体系和秩序的过滤发挥出来,而且其变化的可能性与未来的前景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地区的变化与发展所影响。地区极性则是指，受国家实力影响且只在特定地区发生作用的地区性权力结构。依据不同的角度，有关国家实力的测量指标很多，但人口数量和财富水平可以作为测量国家实力的简化指标。因为拥有大量人口的富裕的对手通常能建立起令人胆寒的武装力量。与国际体系有相似之处，地区性权力结构将随着国家实力的变化而变化，在特定地区形成单极、两极或多极的地区性权力结构。需要说明的是，单极、两极或多极的转换并不是瞬间完成的，仍然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就目前而言，中亚地区极性仍然处于单极，但在发展趋势上则呈现出因俄罗斯国家实力的衰退，加上中国、美国、日本、欧盟、印度、土耳其等在中亚地区影响力不断提高，中亚地区极性有从强单极向弱单极方向发展的趋势。

　　何为现状偏好？由于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国家对外政策取向通常属于风险决策。在风险决策中，等量的损失和获益之间是不对称的，即存在着损失厌恶效应（loss aversion），并由此导致了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由于损失厌恶和禀赋效用的存在，人们在决策中就存在现状偏好（status quo bias），即具有维持现状的倾向。于是，在国家对外决策中相对于收益，国家更厌恶损失，即国家更关注可能失去的现状。一些研究结果也表明，与改变现状相比，国家更偏好于维护现状。首先，国际关系中利益不对称可能会激发国家维持现状的动机。由于价值观、领土、地缘环境等相对稳定的要素构成了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确立国家的地区支配权，当国家通过地区支配权获得更多收益时，为了保持既有收益，国家更倾向于维持既有优势，即保持利益不对称存在。其次，国家更偏好于维护现状也可能是出于突出国家在谈判中维持优势地位的需要。再次，出于国际威望和国内政治的需要，国家也可能会偏好维持现状。此外，还有两种因素也会导致国家产生维护现状偏好：一是除直接受决策者影响外，一定数量或质量的公众事件会导致国家产生损失厌恶和现状偏好；二是如果在某种确定损失结果出现的情况下，也可能刺激个体为了避免损失而冒风险。例如迫于公众压力及竞选总统的需要，在20世纪80年代伊朗人质事件中美国卡特政府冒险决策实施营救人质。

　　那么，如何理解中国对中亚的外交哲学取向？根据中国古籍记载，中亚在历史上属于西域的一部分，中国与中亚在两千年前就有着较深的历史渊源。然而在历史演进过程中，从汉代的西域都护府到清代的外藩关系，古代时期中国与中亚关系起伏较大。当中亚的希瓦汗国被征服后，沙皇俄国便成为中亚地区的主导力量。十月革命胜利后，突厥斯坦苏维埃自治共和国（首都设立在塔什干）取代了沙皇俄国时期的突厥斯坦总督区。不久之后，伴随着苏维埃俄国联邦制原则的确立、苏联成立宣言和联邦条约的通过（1922年12月）以及1924年的民族划界，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今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今塔吉克斯坦）、卡拉-吉尔吉斯自治州（今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五个国家于1936年相继以苏维埃加盟共和国的身份加入苏联。从新中国建立至中亚五国独立之前，中国的中亚外交实际上被涵盖在对苏联政策之中。在两极格局下，中国对苏联政策经历了友好合作、分道扬镳、联美反苏、双边关系正常化等阶段。苏联解体后，国际体系从两极转变成单极，中国与独立后的中亚五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随着国际环境和大国关系的变化，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不断发展，都建立了不同水平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国的中亚外交哲学取向也出现了变化。可见，作为因变量的中国，其对中亚外交哲学取向是随着自变量（地区极性和国家现状偏好）而变化的。

　　根据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我们可以把中国的中亚外交哲学取向划分为防御性现实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本质区别在于对权力的认识上。防御性现实主义倾向于保持防御—进攻的平衡，而进攻性现实主义更倾向于追逐权力的最大化。在国家对外政策选择上，防御性现实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区别在于，防御性现实主义一般会选择大国合作或推卸责任的政策，而进攻性现实主义则会选择积极的扩张政策。通过结合防御性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基本理论假设和外交决策风险水平（由高向低）不同，我们大致可以把中国的中亚外交哲学取向分为4种选择：强进攻性、弱进攻性、强防御性和弱防御性。在此基础上，我们能够推断出中国对中亚选择强进攻性的外交哲学取向是最强的风险寻求行为，弱防御性的外交哲学取向则显示了最低风险的接受（最强的规避风险）行为。

　　根据风险水平，强进攻性和弱防御性分别属于中国对中亚外交哲学取向的两个极端，在两个极端中间属于中等风险水平，即防御-进攻性（或进攻-防御性）外交哲学取向。由此，我们可以根据由高向低风险水平，把中国对中亚外交哲学取向分为三类：进攻性、进攻-防御平衡性和防御性。

　　为了实现上述概念的可操作化，我们将对进攻性、进攻-防御平衡性、防御性等概念进行定义。进攻性外交哲学取向主要是指国家对外政策倾向于追求权力最大化的行为，具体表现有：寻求全球及地区霸权、对外政策通常选择强制和胁迫、最大限度占有世界财富、建立军事同盟或建立制度化水平较高的多边合作；防御性外交哲学取向是指国家对外政策更倾向于选择维持均势，即守住既有权力的行为，具体表现有：在各方都能接受的范围内维持权力均势、追随或搭便车、推卸责任、绥靖、多选择弱制度化水平的双边国际合作。进攻性外交哲学取向虽然可能获得更多权力，但也面临更高风险，即获得权力的成本过高，并可能诱发其他大国或弱国集团制衡。防御性外交哲学取向虽然也存在风险，但在程度上要低于进攻性外交哲学取向。进攻-防御平衡性外交哲学取向介于进攻和防御性两者之间，这种情况也划分为两种，一种是偏防御性，即当国家没有足够能力选择追逐权力最大化，以及权力处于收益或未受到确定性损失时，国家的外交哲学取向更倾向于选择防御—进攻平衡性，目的是维持权力现状；另一种是偏进攻性，即当国家没有足够能力追逐权力最大化，以及权力有从收益状态转向损失状态时，国家的外交哲学取向就更倾向于进攻—防御平衡性，目的是为了避免更多权力损失。

为了提高本研究主题的信度和效度，在进一步分析前还需作以下假定。因为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我们所选择的自变量才能够大概率地与因变量建立较为紧密的逻辑关系。

　　假定1，在无政府状态下，生存是国家最主要目标。假定2，世界处于变化中的单极体系中，中国与国际体系联系紧密，中国属于体系中正在崛起的大国。与此同时，中国崛起过程中来自国际体系的压力明显。假定3，当前国际体系存在间接及滞后效应，中亚存在地区极性并有从强单极向弱单极方向发展的趋势，即俄罗斯是中亚地区的主导国，但俄罗斯的主导力有由强向弱的发展趋势。假定4，国家对维护现状有偏好，也就是说相对于收益，国家更厌恶损失，即国家更关注可能失去的现状。

　　假定5，本文的分析更适合于中国和中亚地区，因为当前中国在中亚地区政治中扮演着重要作用，并对中亚地区秩序有直接影响。当然，我们也不否认中亚国家的作用。假定6，由于国际环境不同，中国的外交哲学取向也会有很大不同。在同时满足上述六个前提后，本文可以据此推导中国中亚外交哲学取向的因果机制。根据上文所述，我们认为，存在国际体系压力的条件下，中国在选择中亚外交哲学时，既要考虑地区极性因素，也要考虑其国家权力收益的变化。另外，由于中国对中亚外交哲学取向存在价值函数和权重函数，所以，本文通过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来衡量中国对中亚外交哲学取向。在客观上，可以从综合实力（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军事实力、人均受教育程度）；在主观上，可以从中国对中亚国家的政策、领导人讲话、双边及多边协议等方面来衡量。根据假定，我们认为中国对中亚外交哲学取向（选择进攻性、防御性或进攻-防御性）受地区极性和现状偏好的影响。当地区极性呈现强单极时，中国对中亚外交哲学取向在很大程度上是进攻性的；当地区极性呈现弱单极时，中国对中亚外交哲学取向在很大程度上是防御性的。

　　结合上文，我们可以对中国的中亚外交哲学取向作出三种理论假设：

　　假设一（H1），当中亚地区极性表现为强单极时，因权力失衡，中国在中亚地区的现状偏好处于损失占优，为制衡权力失衡而改变现状，中国对中亚的外交哲学更具进攻性（强风险）；

　　假设二（H2），当中亚地区极性表现为弱单极时，因地区霸权被制衡，中国在中亚地区的现状偏好处于收益占优，为了保持收益而维持现状，中国对中亚的外交哲学倾向防御性（低风险）；

　　假设三（H3），当中亚地区极性从强单极转向弱单极时，因地区霸权有可能被制衡，中国在中亚地区的现状偏好从损失占优向收益占优变化，为了保持收益而维护现状，中国的中亚外交哲学更倾向于防御—进攻性（中等偏低风险）；相反，当中亚地区极性从弱单极转向强单极（或与国际体系极性同步）时，因地区霸权有可能被增强，中国在中亚地区的现状偏好从收益占优向损失占优变化，为保持收益而维持现状，中国的中亚外交哲学更倾向于进攻-防御性（中等偏强风险）。

　　通过上述论证，我们认为，地区极性和国家对现状偏好是影响中国中亚外交哲学取向的主要原因。在符合本文基本假设的基础上，我们选择上海合作组织作为案例进行检验。之所以选择上海合作组织作为本研究的案例，是因为，一是中国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创始国和推动者；二是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对中亚外交的重要平台；三是上海合作组织是从“上海五国机制”上发展起来的，作为案例具有较长的时间周期，有较强的可信度和有效性。

三 案例检验：中国对上海合作组织的政策 

　　成立于2001年6月的上海合作组织是在“上海五国机制”（1996年4月建立）基础上发展而来。实际上，“上海五国机制”的建立在一定意义上是冷战结束的结果，但冷战结束并不意味着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终结，国家仍然竭尽所能地寻求自我保护。冷战结束最为显著的变化是超级大国数量从两个减少到一个，即国际体系从两极转变为单极，美国因苏联的不存在而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与此同时，原先中美战略合作的基础也因苏联的解体而出现了变化，加上中国不断崛起，美国对中国的防范心理不断增强。无论美国如何强调自己对外行为（尤其在东亚地区）不是为了遏制中国，但在中国看来，美国就是为了遏制中国崛起，破坏中国发展及统一进程。因此，鉴于美国在当前国际体系中的位置，以及美国对中国的防范行为可以被认定是国际体系的压力（符合本文假定1和2）。

　　在地区极性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受中苏关系影响，中国西部一直承受着来自中亚方向的安全压力。直到“上海五国机制”建立，才减轻了中国西部的安全压力。“上海五国机制”启动得益于中苏关系正常化，是在苏联解体、单极格局形成的大背景下建立的。另一方面，随着苏军1988年5月撤离阿富汗和1989年4月撤离越南后，“边境军事力量问题”变成消除中苏关系三大障碍的关键。早在1989年5月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华期间，中苏双方就“边境地区军事力量的部署举行谈判，以期符合睦邻友好关系与平等协商解决边境问题”达成了共识，1990年4月两国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指导原则协议》。然而，国际格局从两极转向单极的速度超出了中国的预期。从1989年至1991年年底，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执政党倒台，政权更替，1991年“8.19”事件加速了苏联解体。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三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在白俄罗斯边境附近的别洛韦日森林里秘密召开会议，宣布苏联作为一个“地缘政治体停止存在”。1991年12月，原苏联11个主权共和国领导人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签署议定书，决定创建“独立国家联合体”，以替代苏联，12月25日苏联最终解体。此后，以中国为一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国组成联合代表团（“四国联合代表团”）为另一方，就边境军事领域互信和边界划分等问题进行磋商。在“四国联合代表团”中，除俄罗斯外，其他国家都属于政治地理意义上的中亚国家。作为苏联历史遗产的继承者，俄罗斯不仅继续主导着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的边境谈判，而且通过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1991年12月启动）、签署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1992年5月）和在部分中亚国家保留军事基地等措施继续在中亚地区扮演着主导国的角色。虽然美国是单极体系中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其超级大国的地位并没有在中亚地区直接形成主导力（符合本文假定3）。通过相互磋商和让步，中国与“四国联合代表团”就边境军事互信和边界划分等问题达成共识。1996年4月26日，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国元首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互信的协定》，并确定了“上海五国机制”（“上海五国”）。

　　在“上海五国”建立之前，中国所处的国际和地区环境并不佳：一是受西方国家制裁；二是台海局势紧张；三是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相继陷入内战，中亚地区安全与稳定问题突出。在国内，受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的影响，境内外“东突”势力在新疆进行分裂活动。中国的现状偏好总体上是损失占优，除与中亚地区主导国俄罗斯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外，中国选择建立“上海五国”。尽管在制度化水平上，“上海五国”属于弱义务的多边合作机制，但合作内容是以解决边境军事互信和国界问题为核心，在一定意义上这属于一种风险规避行为（符合假定3和4以及假设1）。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前，“上海五国”总共举行了6次元首级会晤，会谈内容从传统安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逐渐扩大到非传统安全（打击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国际恐怖主义），并加入了新的合作内容，即促进地区经济合作。会晤形式也从五国两方会谈变为五国五方会谈（1998年7月），此外，中亚大国乌兹别克斯坦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上海五国”元首会晤（2000年7月）。在这期间中国来自国际体系的压力没有消除，只是得益于中美关系的正常化而有所缓和。1996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和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马尼拉会晤时表示，“美国愿意同中国建立一个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随后，江泽民主席于1997年对美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时隔12年后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间，中美就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达成共识。促进中美关系缓和的因素很多，其中伊拉克武器核查问题（1991年开始）、俄罗斯对北约东扩（“和平伙伴计划”）反应、席卷亚洲的金融危机（1997年7月开始）等都增加了中美合作的可行性。但是1999年5月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2001年4月中美南海撞机事件、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考克斯报告”等负面因素造成了双方关系的恶化甚至退步（符合本文假定1和2）。与此同时，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其中2001年7月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是一份比较重要的法律文件，因为中国最大的官方媒体把这份有效期20年条约看成是指导新世纪中俄关系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俄罗斯也面临着来自国际体系的压力：一是北约东扩，1999年3月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正式成为北约新成员国；二是美国向中亚地区渗透，美国国务院在1997年7月出台了中亚新战略，其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宣布中亚对美国是具有切身利益的地区。显然，共同制衡来自单极体系的压力是中俄关系趋密的战略基础。在中亚地区，俄罗斯则通过多种措施巩固主导地位，具体做法有先后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签署了《保障独联体南部共同边界协议》《俄哈联合保卫外部边界协议》《俄罗斯与中亚国家联合防空防天协议》《2001年前军事合作刚要》等双边或多边军事合作协议等。然而，受自身实力下降的影响，从苏联解体到2000年5月普京就任俄罗斯总统之前，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但俄罗斯依然是中亚地区的主导国。以1992~2000年人均GDP为例（2005年美元不变价，取中位数），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俄罗斯年均GDP是3 460美元（中位数），哈萨克斯坦年均为2 056美元，而同期中国年均只有919美元。根据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统计（2014年美元不变价），1992~2000年俄罗斯军费开支年平均323.54亿美元，中国军费开支年平均298.57亿美元。因此，1992~2000年中国对“上海五国”政策在整体上属于进攻性的，即通过加强与地区性主导国间的制度化合作规避或消除权力失衡而带来的损失（符合本文假设H1）。

　　在普京就任俄罗斯总统后，俄罗斯对中亚政策作了一定调整。为恢复在中亚地区传统影响力和制衡美国的新中亚战略，普京政府选择了进攻性的中亚政策，具体措施包括：一是加强与中亚国家军事合作，包括签订军事技术合作条约及协定、举行联合军演、成立集体安全条约组织（2002年5月）等；二是通过加强能源领域合作促进与中亚国家经济关系，具体措施包括：组建“欧亚经济共同体”（2001年5月）、恢复与土库曼斯坦中断三年的天然气合作、加强了与乌兹别克斯坦在油气方面的合作、与哈萨克斯坦共同开发田吉兹油田并控制其外运权；三是加强与中亚国家政治关系，在一些中亚国家扶持友俄政权，比如，与乌兹别克斯坦签署《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对纳扎尔巴耶夫和拉赫蒙给予政治支持、扶持吉尔吉斯斯坦亲俄政权等等。尽管来自单极体系的压力不同，但俄罗斯和中国都需要寻找更多的外部力量来制衡这种压力。同时，中国、俄罗斯两国也十分清楚，除不断加强自身实力外，双方都是可以彼此借助的外部力量。在中俄两国合作中，“上海五国”机制是唯一比较成熟的地区性合作机制，加上中亚国家也有较强的合作意愿，“上海五国”机制成员加上乌兹别克斯坦最终决定把“上海五国”机制升级为上海合作组织。2001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符合本文假设H1）。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不久，由于九一一事件发生，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军事力量以反恐为名进驻阿富汗，在打击中亚地区恐怖主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中俄两国对作为中亚地区新外部势力的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军事力量存在较大担忧，尤其是俄罗斯。2001年11月普京总统访美时与布什总统发表了建立俄美新关系的联合声明,宣布“任何一方都不把另一方视为敌人或威胁的来源”，“两国已经走上了21 世纪新型关系的道路,这种关系建立在信守民主的价值观、自由市场和法律至高无上的原则基础上”。然而时隔不久，美国布什政府调整了对外政策，2002年6月出台“先发制人”战略，并逐步形成了“布什主义”，即通过先发制人、变更政权、单边主义，追求控制他国的外交政策。在对华政策上，美国布什政府牵制和挤压中国的意图明显增强，出现了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敌手的发展趋势。尽管俄罗斯还能对中亚国家发挥主导作用，但“布什主义”已直接或间接对原苏联地区产生了影响，发生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乌克兰“橙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乌兹别克斯坦的“安集延事件”、俄格冲突等，美国还加强了对古阿姆集团（持“亲西疏俄”立场）的支持，并适时提出了“大中亚计划”及其升级版“新丝路计划”（2009年）等，其中美国“大中亚计划”。在这一阶段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布什主义”不仅给中国和俄罗斯带来了国际体系上的压力，也对美国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例如，美国丢失了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汉纳巴德空军基地（即K2基地），并促使乌兹别克斯坦于2006年6月加入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在美国对中亚政策受挫的同时，俄罗斯则趁势加强在中亚地区的主导力。例如，在安全领域，俄罗斯增加驻坎特空军基地的人数、鼓动吉尔吉斯斯坦提高美国玛纳斯空军基地的租金、俄罗斯获得乌兹别克斯坦纳沃伊机场的使用权等；在经济上，加强与中亚国家的贸易和投资联系，包括控制中亚油气资源的出口、推动建立“欧亚电力市场”和“欧亚核集团”等；在软实力上，通过侨务政策吸引中亚俄侨回归、控制中亚国家的劳工移民、从舆论上支持中亚地区俄侨、通过制定国家对外推广战略改善俄罗斯在中亚国家的国家形象；在处理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关系上，俄罗斯也从防御性转向进攻性政策，即力图通过制度束缚，把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关系限定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尽管中亚国家存在“去俄罗斯化”现象，但通过上述措施，以及中亚国家地处亚洲内陆腹地和苏联历史遗产的影响，俄罗斯阻止了自己在中亚国家影响力的快速下降，基本维持了自己在中亚地区的主导地位。对于中国而言，上海合作组织不仅是中国进入中亚的重要平台，也是实现中国国家利益（制衡大国关系中的不利因素、确保中国西部安全和保持稳定的能源供给）的重要渠道。中国积极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建设，在地区反恐、增进成员国间睦邻友好、建立常设机构等方面取得较多成果。值得关注的是，通过设立观察员和对话伙伴国制度，上海合作组织的地区影响力不断扩大，特别是《上海合作组织接收新成员条例》（2009年）的通过，为上海合作组织扩员拉开了序幕。在现状偏好方面，中国更倾向于收益占优，其原因在于，一是经济收益明显，从上海合作组织成立的2001年到2010年，中国GDP年增长率为10.07%（俄罗斯同期增长率为6.3%）到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位居全球第二，拥有全球最大的经常账户盈余和外汇储备（其外汇储备接近三万亿美元），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二是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中国和平崛起在对外关系上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的崛起与周边国家建立“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关系；另一方面中国的崛起不是要挑战或者取代世界霸权强国，而是争取应有的平等的大国地位，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根据上文所述，因地区极性处于从强到弱，且中国现状偏好处于收益占优的情势，中国对中亚外交哲学取向更倾向于防御—进攻型政策（符合本文假设H3）。

　　2010年以来，中国周边外交面临的挑战不断增多，其中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影响最大。同期，美俄关系因乌克兰危机而陷入冷战结束以来的冰点。中亚地区也出现新变化，一是地区极性趋向多极，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力有继续下降的趋势，美国和中国在中亚的影响力有所上升，但美国影响力要大于中国；二是大国及其他国际政治行为体启动或推出了新的中亚战略，例如美国启动了“新丝绸计划”（2009年），俄罗斯推动建立欧亚经济联盟（2015年）；三是上海合作组织正式启动了扩员程序（2015年）。在单元层次，除中美俄三国领导人受国际经济环境和自身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受经济结构、能源价格低迷和西方制裁的三重影响，俄罗斯经济增长出现下滑的趋势；美国经济则持续复苏。对于中俄美三国经济增长的发展趋势，一些中国学者认为，从中长期来看，美国的经济将继续运行在中低速的发展轨道上，中国将维持中高速增长。此外，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0~2014年中俄美人口年均（中位数）增长率分别为0.5%、0.2%和0.8%，其中中国的人口基数最高，其次是美国，但如果结合出生率、不同年龄阶段占总人口的比例、粗死亡率、高等学校入学率等指标比较中俄美三国人口，可以得出美国人口整体水平最好，其次为中国，再次为俄罗斯。很显然，如果在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下，在中长期内美国很有可能保持其超级大国的地位。此外，在原有的双边磋商机制的基础上，美国与中亚国家在2015年建立了C5+1的多边对话模式，这将有助于提升美国通过国际政治经济合作中的“制度霸权”扩大美国在中亚地区经济合作中的影响力。根据目前的国家实力及其发展趋势，中俄关系在相当长时间内不足以制衡来自美国的结构性压力，甚至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俄罗斯地区领导力的大幅度下降，未来15年美国将可能在中亚地区取代俄罗斯的主导地位。总体而言，中亚地区极性在中短期内将继续保持向多极化发展的势头，在中亚地区权力结构中，俄罗斯主导性地位可能会被不断弱化，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影响力将有大幅度上升，中国的影响力可能发展缓慢。中国外长王毅公开表示，“中国是国际和地区秩序的维护者、建设者和贡献者。”这实际上是对国际社会宣称，中国不挑战现有国际秩序。在现状偏好方面，除中亚地区极性可能出现的变化外，受不稳定的中美关系以及中国国内经济发展放缓的影响，中国表现出从收益占优向损失占优变化的现状偏好。这种变化直接影响在中国对中亚的外交实践中，例如，大力推动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出共建“一带一路”， 2015年中国已同几乎全部中亚和南高加索国家签署建设“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哈萨克斯坦“光明大道”新经济计划对接；提出对中亚国家的“四个支持”；提出以上海合作组织为平台，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同意启动印度、巴基斯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程序；积极参与解决阿富汗和解进程等。实际上，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起，中国对中亚外交哲学已从防御—进攻平衡型转向了进攻—防御平衡型。因为作为一项地区间经济合作倡议，丝绸之路经济带不只是能让中国开拓更为广阔的对外合作空间，也将给中国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风险。

　　综上可知，当地区极性呈现强单极时，中国的中亚外交哲学更倾向于选择进攻型；当地区极性由强单极转向弱单极时，中国的中亚外交哲学更倾向于选择防御—进攻型；当地区极性弱单极逐步与国际体系极性同步时，中国的中亚外交哲学取向更倾向于选择进攻—防御平衡型。不过，在很多情况下，中国对中亚外交哲学取向主要徘徊在防御—进攻型和进攻—防御型之间。可以说，中国对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政策变化基本上支持了本文的假设，即地区极性和现状偏好对中国中亚外交哲学取向的影响。

结论 

　　本文所要解释的问题是中国的中亚外交哲学是如何选择的。选择这个问题的原因，一是适宜的中亚外交对中国推进“一带一路”意义重大，二是弥补以往中国中亚外交研究中的不足。为了避免不同理论范式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不同，在本文中国中亚外交哲学是建立在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和决策心理学理论的既有成果之上，通过地区极性和现状偏好两个自变量，分析了中国中亚外交哲学是如何选择的。在国际体系存在一定压力且单元决策风险存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当中亚地区极性表现为强单极时，因权力失衡，中国在中亚地区的现状偏好处于损失占优，为了制衡权力失衡而改变现状，中国对中亚的外交哲学更倾向于进攻性（强风险）；当中亚地区极性表现为弱单极时，因地区霸权被制衡，中国在中亚地区的现状偏好处于收益占优，为了保持收益而维持现状，中国对中亚的外交哲学更倾向于防御性（低风险）；当中亚地区极性从强单极转向弱单极（或从弱单极转向强单极，或与国际体系极性同步）时，受现状偏好（或收益占优；或损失占优）的影响，中国中亚外交哲学更倾向于选择防御—进攻性（或进攻—防御性）。通过案例检验，本文发现截至2016年，在绝大部分的时间段里，中国对中亚外交哲学选择了防御—进攻性（或进攻—防御性），没有选择完全防御性的外交哲学。目前，中国的中亚外交哲学有选择进攻—防御性的趋势。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是，在国际体系存在一定压力的前提条件下，中亚地区极性还没有形成弱单极，即虽然俄罗斯的主导地位有变弱的趋势，但美国的影响力不断上升且有可能取代俄罗斯成为中亚地区的“新单极”。在中亚地区现实政治中，受中美、美俄关系的影响，中俄两国对于美国在中亚地区不断增加的影响力已产生相当程度的压力。

　　总之，在国际体系还存在间接或滞后效应的前提下，地区极性和现状偏好在中国中亚外交哲学取向上发挥着直接作用。应用本研究的分析模型，我们就能解释为什么中国会接受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这是因为与中国崛起密切相关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要穿越中亚地区，俄罗斯依然在中亚地区发挥主导性作用，而当前国际体系对崛起中的中国有一定的压力且有不断增大的趋势，加上中国国内经济增长放缓，使得中国中亚外交更倾向于选择进攻—平衡性外交，目的是尽可能规避和平发展中的风险及损失。同理，可以解释中国对上海合作组织扩员的动机。在国际体系有一定压力的前提下，中国同意上海合作组织启动扩员程序，一是出于俄罗斯对上海合作组织中亚地区成员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考虑；二是希望能提高及稳固与俄罗斯的战略合作；三是改善与印度关系，制衡美国对中国的外部压力。于是中国对中亚外交更倾向于选择进攻—平衡性外交。不过，出于对扩员后可能会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中国对上海合作组织扩员的进程上更倾向于选择防御—进攻性政策，目的是规避潜在风险或增加讨价还价的筹码。此外，通过演绎本分析模型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中亚外交在特朗普政府时期面临着重大的挑战。作为由共和党人组成的政府，特朗普政府在政治哲学取向上更接近新保守主义，在外交方面，特朗普政府更强调意识形态，突出美国优越论，与传统保守主义相比政治风格属于进攻型的，更偏好对美国眼中的“专制和极权”国家打压。在就任美国第45届总统后，特朗普开始履行其“美国第一”的竞选诺言，把追求狭隘的国家利益作为指导其对外政策的原则。特朗普的安全政策直指中国，除确保美国核威慑的统治地位和增加国防开支外，利用台湾问题压制中国；在南中国海实施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强化《美日安保条约》；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等。虽然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遏制政策的重点在亚太地区，但在中国看来自己的战略防御空间被挤压，加上特朗普有可能在南亚地区选择对中国围堵的政策，这促使中国中亚外交从防御—进攻性转向进攻—防御性，甚至向进攻性发展，目的是规避更多的损失或安全压力。

　　尽管具有较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中国中亚外交哲学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研究议程，特别在推动中国对中亚外交的实证研究上还有很多系统性的工作去做，这也是推动中国中亚外交理论发展的捷径。中国是发展中的新兴大国，处理好地区政治使之更加符合自己的国家利益，始终是中国外交研究的基本原则。中亚在未来很可能依然是一个地区性极为鲜明的政治板块，这不仅意味着中国中亚外交将面临更多的机会，而且也是检验中国周边外交重要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