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学科发展水平
助力新型智库建设
服务国家对外战略
近年来,随着跨国、跨学科研究合作的日益频繁,学术署名问题正从一个技术性伦理议题,演变为一个涉及学术公平、知识生产权力分配乃至全球学术体系结构性危机的核心关切。
区域国别研究中心作为高校智库的重要形态,正成为应用型高校由“学术研究”向“决策咨询”、由“知识生产”向“社会服务”拓展的重要平台。然而,也应看到应用型高校区域国别研究中心面临诸多困境,在学科基础、研究队伍、国际合作网络以及高质量智库成果转化机制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短板。如何避免应用型高校区域国别研究中心建设“有牌子、缺机制”“有活动、缺成果”“有热度、缺持续”的问题,如何在有限资源条件下形成特色化、可持续、能服务地方的智库,是当前亟须回答的重要课题。
中东地区不仅是连接亚非欧三大洲的枢纽,更是“全球南方”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往的中东区域国别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制于西方中心主义知识体系与话语霸权。跳出西方构建的认知窠臼,基于“全球南方”,重新审视和推进我们的中东区域国别研究,不仅是学术范式转换的内在要求,更是服务国家战略、回应世界变局的现实需求。
当前,哲学社会科学界正在深入推进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区域国别学迎来了快速发展的历史机遇期。区域国别学的建设要行稳致远,亟需深化学理探索,在系统反思既往研究的基础上推动研究范式的革新。中东研究是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领域。在中东问题日益呈现出鲜明“全球性”的背景下,深入探讨“全球中东”研究范式的内涵与基本特征,对于推动中国中东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西方区域国别学发轫于殖民扩张时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冷战等特殊历史时期逐步定型,其根本出发点在于服务霸权体系及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隐含其中的一个基本逻辑预设是:一旦西方霸权地位趋于巩固,区域国别研究的使命便可视为完成。正是在这一逻辑支配下,冷战结束后,伴随“历史终结论”的盛行及西方政界、学术界弥漫的乐观情绪,西方区域国别学逐渐陷入危机。事实上,在构建原创性区域国别学概念体系及其阐释框架过程中,既需要强调理论构建的科学性与系统性,也应凸显鲜明的时代意识与深厚的学术责任感。中国区域国别学是以文明互鉴为内核、以促进跨文化交流为使命的学术领域。
2026年4月,莫桑比克总统查波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新时代中莫命运共同体,标志着中莫关系迈入全新历史阶段,为建设中非命运共同体增添了又一鲜活范例。从理念引领到制度构建,从务实合作到民心相通,中莫命运共同体正在书写南南合作的新范本,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蓝图贡献中莫力量。
“十五五”时期是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亦是中国作为世界主要大国全面提升国际影响力的关键时期。随着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进入新阶段,各国利益和命运前所未有地紧密相连。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更需要中国。加强区域国别研究的现实针对性及其在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的特殊作用进一步凸显。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明确要求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加强区域国别研究,提升国际传播效能。要实现以上目标,必须清楚区域国别研究与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关联,明确努力重点,通过细化区域国别研究,真正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区域国别学作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宗旨,逐步形成交叉融合、在地深耕、学用相生的学科特质。“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强区域国别研究,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可以说,“十五五”规划中一系列涉外性、复合型、系统性战略议题,既是区域国别学发展的一次大机遇,更是一次大长考。区域国别学需强化问题导向、夯实研究基础、提升实践能力,在服务国家大局中实现学用相生的稳步成长。而“战略问题综合体”这一概念,则为区域国别学回应时代命题、对接国家需求、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新的思路。
区域国别学具有很强的现实性,需要为国家对外战略提供知识基础,这种知识不能依靠浮光掠影的研究,而应当立足于在对象国长时间深耕的第一手调查材料。因此,区域国别学离不开调查研究。调查研究兼具在地性、整体性与跨文化性的特征,可以让我们以独特的视角,更精准、更形象、更透彻地了解对象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