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9月，国务院学位办下发的新版学科专业目录，在交叉学科中新设“区域国别学”。回眼望去，区域国别学的重要源头是语言学的下位学科——外语学。为了使语言学在区域国别学中发挥应有作用，需要积极开展区域国别语言学研究。

　　学科自觉

　　当前的区域国别研究多困囿于既有理论框架的“译介式移植”，而以本土语言现象为基点的元理论则有待形成。区域国别语言学研究应打破“语言学是工具学科”的认知，在文明交流互鉴中确立语言学的基础性与主体性地位，实现从“理论消费者”向“范式供给者”的跃迁。

　　在区域国别研究中，语言学应具有一席之地。比如，区域国别文化研究便是语言学一展身手的用武之地。语言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还是文化的载体，更是文化生成的基质。现当代学科体系却往往将语言与文化割裂为平行范畴。这种“笛卡尔式二分”将语言简化为符号工具，遮蔽了其作为文化本体论存在的本质。语言文化共生论揭示，语言系统通过符号编码实现文化经验的凝结与传承，其音义结构本身即为特定文明认知模式的具象化表达。基于此，应以“语言即文化”的本体论立场，重塑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框架，将语言视为解码区域国别问题的核心“密钥”。

　　突破固有认知，提升学科自觉，是区域国别语言学研究的重要前提。

　　理论基础

　　既有的区域语言学（areal linguistics）指根据地理分布将语言划分为语言区，并研究同一语言区的各种语言在语音、词法、句法和语义等方面的共同点和不同点，以及各语言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扩散，从而建立方言的语言学分支学科（《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百科全书》）。本文所述区域国别语言学是跨社会学、文化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跨学科语言学，可以宽泛地认为是区域语言学的扩展。具体而言，则可以从本体论、方法论、价值论等维度进行考察。

　　一是本体论的重构。要走出孤立看待与研究语言的误区，而应将语言视为“地缘认知的拓扑界面”。从区域地缘视角来看，语言的形态演变不仅反映语音语法规律，更铭刻着空间转换、环境变化、社会发展、文化交流等历史进程。

　　二是方法论的跨学科兼容。其一，超越实证主义语言学，将田野调查的深描传统与数字人文相结合，构建“微观语言景观大数据分析模型”。通过语言景观的时空可视化，动态呈现区域社会变迁的文化轨迹。其二，超越西方中心比较框架，建立“双向阐释”对比语言学范式。既要避免将西方理论简单套用于非西方语言现象，也要避免文化相对主义的封闭性。可以通过汉语与对象国语言的互鉴性比较，提炼人类语言的共通规律与区域特性。其三，超越西方语言类型学的“谱系分类法”，创建“区域特征参数矩阵”。以东亚为例，可以构建汉字文化圈语言联盟分析模型，通过训诂学、金石学与传统音韵学的现代转化，阐释朝鲜谚文、日本万叶假名同汉字之间的互文性生产机制，从而揭示“形意共生”的认知模式等。其四，超越学科壁垒，创建“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分析工具。可以借鉴复杂系统理论，将语言政策、语言教育、语言产业等要素纳入统一分析框架，从而揭示语言生态与区域发展的协同演化机制。

　　三是价值论的文明交流互鉴立场。应超越结构主义语言观的“价值中立”迷思，直面语言研究中的“知识权力”问题。可以通过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解构或证伪西方学术话语的“元叙事”（如“印欧语中心主义”），在国际语言景观研究中建构“多声部阐释框架”，实现从“他者表征”到“主体言说”的范式转换。

　　区域国别语言学研究需要聚焦区域国别语言生态的独特性（如语言接触、多语竞争、语言政策冲突等），以问题驱动打破学科壁垒，以技术融合实现数据赋能，以在地参与确保知识合法性，进而提供解码区域国别问题的语言“密钥”。

　　实践路径

　　一是构建三重维度的分析范式。区域国别语言学研究需要突破传统语言学的微观分析范式，建立“话语政治—文明互鉴—认知范式”的三维理论框架。其一，话语政治维度：借鉴批评话语分析理论，将语言视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微观场域。国家语言政策制定、国际组织语言选择、跨境语言生态演变等议题，实质是语言资源分配背后的权力关系映射。其二，文明互鉴维度：以语言接触研究为切入点，构建文明交流的“语言动力学模型”。殖民语言的地方化变异、跨境语言的谱系重构、混合语（皮钦语及克里奥尔语）的形成机制等研究，可以揭示文化碰撞中“涵化—抵抗—再生”的复杂过程，也可以从语言学视角解构或证伪“文明冲突论”。其三，认知范式维度：基于语言相对论（Sapir-Whorf假说），建立“语言—思维—民族性”的关联分析框架。该假说认为，语言结构会影响使用该语言的民族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基于此，双语者的认知转换机制、特定语言语法结构对民族思维方式的影响等研究，能够为理解区域文化心理提供新的认知科学依据。

　　二是价值重构：知识生产与国家战略的深度啮合。区域国别语言学研究具有双重战略价值。其一，文化安全维度：通过跨境语言生态监测、语言资源数字化保护等研究，构筑国家文化安全的语言屏障。如中亚东干语研究不仅关乎少数民族文化传承，更是维护边疆文化认同的战略需要。其二，全球治理维度：发展语言外交理论，将语言能力建设纳入国际传播体系。

　　三是区域语言档案学的体系化建构。建立“语言地缘数据库”，整合方言志、碑刻文献、口述史诗等多元语料，运用数字人文技术绘制“语言文明基因图谱”。比如，东南亚华裔语言社群研究，可通过语言接触层累分析，还原“下南洋”历史中闽粤客方言与马来语的互渗轨迹，为海洋文明研究提供语言学证据链。

　　四是对比语言学的主体性创新。突破西方对比语言学“二元对立”范式，构建“双向阐释”模型，在跨区域比较中揭示语言类型与地缘文明的耦合规律。比如，可以将游牧语系的“空间主导型”语法体系同农耕文明的“时间主导型”语法体系进行比较。

　　五是批评话语分析研究。此类研究旨在分析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揭示语篇如何源于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认为话语不仅是现实的反映或表征，也是社会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主张从语言、语篇或符号学的角度来理解和解释社会现实。在此视角下，对象国外交话语、贸易话语、军事国防话语等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六是对象国语言政策研究。语言政策是指一个国家或政府为规范、管理和发展其社会中使用的语言而制定的一系列规划、规定和措施，目的通常是维护国家统一、促进社会和谐、保护文化多样性以及提高国民教育水平等。此类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对象国的政治行政样态。

　　综上所述，在新兴学科区域国别学下开展区域国别语言学研究，具有充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这也是建构中国语言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东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