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反全球化思潮泛起，新的全球风险凸显，世界经济增长及全球化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与此同时，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积极参与全球化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的努力，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赞许和参与。

　　在此背景下，国际金融论坛(IFF)日前在广州举办第15届全球年会，探讨新全球化的未来之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际金融论坛现任主席、中国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欧洲50集团主席、法国前财长埃德蒙•阿尔方戴利，欧盟委员会前主席、葡萄牙前总理巴罗佐，第5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韩国前总理韩升洙，巴基斯坦前总理肖卡特•阿齐兹，新西兰前总理詹妮•希普利，菲律宾前总统阿罗约，意大利前总理达莱马等200多位中外嘉宾出席了本届年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向年会发去视频。东道主中国广东省省长马兴瑞，广东省广州市委书记张硕辅、广东省广州市南沙新区管委会主任蔡朝林出席本届年会，并参与研讨。

会议围绕主题，探讨新全球化时代未来发展方向、世界与中国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以及如何化解危机，与合作发展之道。与会专家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走进共同发展的新型经济全球化正渐成世界趋势，全球所向。

　　国际金融论坛（IFF）是独立的，非盈利、非官方国际化论坛组织，由中国政府部门、联合国系统机构、相关国际组织、全球金融机构和领导人共同发起成立，是全球金融领域高级别常设对话、交流和研究机构，2003年10月创立于中国北京。

　　当前全球化倒退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严峻挑战，但是，来自国内外的与会嘉宾对走进共同发展的新型全球化充满信心。

　　全球化处于变革的关键节点：前进VS倒退

　　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但昔日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动力已成为主要阻力和威胁。IFF理事、菲律宾众议院众议长、前总统阿罗约说，以1944年美国主导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开端，特别是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全球化进程迅猛推进，深刻影响了人类社会发展格局。但过去几年，美国和部分欧洲地区出现了新兴的反全球化和反开放的情绪，比如美国特朗普政府推出“美国优先”、英国脱欧等，一些悲观主义者甚至认为经济全球化已经结束。

　　原因何在？IFF联合主席、韩国前总理、原联合国大会主席韩升洙认为，过去的全球化无论在经济和非经济领域都对人类社会带来了许多益处，但这种益处是不均匀的，这种不均匀不仅体现在各个国家之间，还体现在各国内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缓慢复苏但基础并不稳固，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加剧，导致保护主义抬头。

　　意大利前总理达莱马补充到，尽管过去的全球化加速了全球经济增长，但同时加剧了不平等，经济财富的集中越来越加剧，发达国家企业搬去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方，导致其内部工人利益受损。

　　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郑之杰说，国际经济力量对比深刻演变，创建传统全球化规则的发达经济体实力相对下降，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到40%左右。

　　当前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着全球化倒退带来的严峻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女士表示，因为贸易摩擦，以及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质疑，让全球经济受到了众多威胁。

　　IFF 联合主席、欧盟委员会前主席、葡萄牙前总理巴罗佐说，当前全球处于一个很特别的时刻，过去的机制已经失灵，但新的框架、新的秩序还未到来，我们正处于一个过渡阶段，需要决定是要一个开放的、有规则的环境，还是要一个狭窄的、封闭的环境。这种不确定性催生了企业界和投资界的疑虑，这也是当前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最大风险。

　　IFF副主席、中国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谈到，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危害在2018年已经充分显示出来，不仅危害了多年来形成的全球供应链，还冲击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性的多边贸易体制，使其面临停摆威胁。

走向共同发展的新型经济全球化正渐成趋势

　　IFF联合主席、巴基斯坦前总理阿齐兹谈到，尽管各国内部目标存在差异，但都要通过合作，而不是拆台来实现共同进步。世界已经变得更加相互依存，各国的共同利益也日益增多，人类要走向繁荣必须拥抱全球化。“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有更多的竞争，更高的生产力，更活跃的创新动力。” 阿齐兹认为：“在世界范围内，走向共同发展的新型经济全球化正渐成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去全球化的过程越长，带来的损害就会越大。韩升洙呼吁，各国领导人需要重新找到智慧和勇气，来扭转倒退进程。慕尼黑需要有新的多边主义，全球需要各国领导人之间更多的合作。

　　美国布什中美关系基金会主席特别顾问哈利•赛亚丁表示，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企业所受的损失比中国企业大，而且贸易摩擦对双方肯定是都没好处的，双方应该通过合作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发起或进一步扩大贸易战。

　　全球化有其后面的动因和历史进程的必然性，不是因为某一个国家的政治决策导致的。巴罗佐表示，尽管欧洲有些人不愿意进一步全球化，但欧洲总体上不愿意看到全球化倒退，世界再退回冷战时期对欧洲不好，对人类都不好。全球需要顶层设计和机制框架。“建立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规则并尊重和执行的治理框架是必须的”，巴罗佐强调。他还认为，应该支持联合国、世贸组织（WTO）等所有多边机构发挥作用，建立包括交通、能源和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并促进互联互通，让世界连接得更加紧密。“我们要共同努力才能可持续发展，同时也不能忘记帮助和支持那些欠发达国家，巴罗佐说。

　　IFF主席、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认为，与传统的全球化相比，当前出现一些新的特点，包括新兴市场出现，与投资相关的储蓄从过去主要来自西方国家转向储蓄率高的新兴市场和亚洲国家，技术进步促进信息流动和贸易投资便利化，全球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及制度逐渐有所改进，以及联手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全球金融危机成为必须内容。在旧有的全球化基础上，新型全球化重点可能发生一些转移，开辟新的领域，也逐渐创造新的规则，形成新的共识。新型全球化最根本的出发点是经济中的合作、交流、互补，体现的是贸易与投资活动。同时它也面向于全球共同富裕，通过全球之间的资源配置的优化，通过分工合作，使得各国都能够受益。特别是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会在这个过程中取得更大的收益，使全球的发展更加平衡、更加美好、更加强劲有力。

　　“一带一路”倡议为新型全球化提供中国方案

　　2013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以具体行动参与、支持“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已经同1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一大批重大合作项目已经落地生根。

　　周小川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将促进新型全球化规则制定。“一带一路”倡议带来全球化范围、重点发生变化，这将促进相关规则制定，不过当前还处于初始阶段，未来可能会在WTO改革和其他多边机构的改革进程中得到加强。

　　阿齐兹表示，“一带一路”倡议为我们建立了一个新的全球合作标准，我希望这个标准能够获得世界各国的采纳。巴基斯坦已经从“一带一路”建设中获益，已经有数百亿美元的项目开展。巴基斯坦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Ashfaque Hasan Khan谈到，中国哲学说，一方的繁荣要靠邻里的繁荣，不能剥夺别人，让别人贫穷自己繁荣，“一带一路”就是与人为善、共同繁荣。

　　阿罗约谈到，“一带一路”建设为新型全球化提供硬件基础。新型全球化不仅需要软件，即一个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繁荣的框架，还需要支撑贸易和投资繁荣的基础设施“硬件”，这正好是一带一路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中国的成功不是西方模式，而是坚持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全球化将会更加包容，不会由西方一方主导，“一带一路”可以理解为全球化2020。

　　尼日利亚驻广州总领事Shakirudeen Adewale Oloko说，“一带一路”对尼日利亚和非洲来说，是一种发展战略，希望在传统全球化造成的贫富加剧问题上带来突破，以做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意大利前总理达莱马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将有助于实现共享繁荣和普惠的全球化。不过欧洲非常分化，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能为一些国家提供投资机会、赢得经济增长，但同时也有担心中国可能会借此加强在欧洲的影响力，影响经济以及地缘政治的平衡。

　　根据IFF与英国《中央银行》杂志向30个沿线国家中央银行的问卷调查，63%的受访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对本国发展极其重要、甚至认为是千载难逢机遇，所有受访者均支持“一带一路”项目贯彻合理的道德标准和透明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