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发展地区主义解释东亚长和平

发展地区主义融合了实践理论和地区主义理论，以发展—安全关联为分析框架，提出参与地区进程的行为体构成了地区实践共同体，他们在发展即安全的背景下，以经济发展作为地区“主导实践”（anchoring practice），搭建地区互动基础设施，约束或赋能其他实践，进而形成了发展与安全的良性互动。

国际制度研究的全球南方转向

近年来，伴随全球南方国家整体性崛起，国际制度成为全球南方展现团结和凝聚力的重要平台，也是推进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重要力量。随着全球南方成为国际制度的关键参与者，国际制度研究出现了研究议程和研究内容的全球南方转向，这一转向赋予国际制度研究全新的时代内涵。

全球治理中的旧制度与新制度

作为全球治理中的重要行为主体，国际制度有力地形塑着世界政治的基本样貌。《国际组织年鉴》的最新统计显示全球有7.98万余个国际组织，这些国际组织连同国际机制和国际规范共同构成了规模庞大且变动不居的国际制度网络。尽管以法律效力、缔约主体、活跃程度、功能定位、地理范围和议题领域为类型学基础的国际制度研究已形成了完备的知识体系，但不应忽视以成立时间来划分国际制度并讨论其特征分异，同样有助于知识生产。由此，在全球治理的知识范畴内，检视成立时间更早的旧国际制度与晚近成立的新国际制度间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也尤其紧迫。

促进全球发展必须破除数字霸权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量化方法局限

过去三十年间，国际关系学及更广泛的社会科学领域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方法论变革：定量研究、形式模型、因果推断框架逐渐占据学术期刊、课堂教学的主导地位，而田野调查、民族志、深度访谈等质性方法则日益被边缘化。伴随这种方法论转型的是一种悄无声息的目的论断裂，原本应当与政策实践密切关联的国际关系研究，愈发变得像是一种对复杂现实的片段式描述与微观动态的反映及研判。而对宏观趋势的洞见、对中观政策制定的指导作用则越来越难在研究中得到体现。这一现象绝非偶然，而是多重历史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理解它需要将方法论问题还原到其所嵌入的学术政治经济学与知识社会学脉络之中。

动荡变革期的国际冲突理论新进展

国际冲突作为人类社会最具破坏性的行为之一，向来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问题。然而，近年来冲突形态、诱因和影响因素正发生深刻变化，从传统的国家间战争转向更为复杂的国内冲突、混合战争和跨国化暴力。加之气候变化、大国战略竞争、技术革新等因素交织，催生新的冲突场景与研究难题。这为冲突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表现为冲突研究的新理论、新元素和新方法。

全球治理倡议对西方模式的系统性超越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调整，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持续扩大，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模式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时捉襟见肘。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核心，从治理理念、治理主体到治理效能三个方面实现了对西方式全球治理模式的系统性超越，为处于动荡变革期的世界注入了稳定力量。

拉美地区安全观的演进及未来发展

拉丁美洲地区安全观的演变，始终围绕捍卫主权与寻求自主发展之间的张力展开。当前，传统大国竞争回潮与非传统威胁叠加，使其深陷主权安全与公民安全的双重困境。梳理拉美地区安全观的演变和发展，不仅有助于把握地区未来动向，也可为理解全球南方国家在世界秩序转型中的共同境遇提供有益视角。

共同谱写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2025年12月10日，中国政府发布第三份《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这份承载着14亿中国人民深情厚谊的政策文件，跨越太平洋的万里波涛，向拉美和加勒比6.5亿人民传递出携手共进的真诚愿望。中拉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书写“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崭新篇章。

高市谬论背后的历史修正主义思想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一系列涉台错误言行，集中展现了其长期秉持的历史修正主义思想，即否定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侵略性质，否定日军侵略暴行；摒弃二战后日本国内和平势力和有识之士对二战前及战中体制的反思，高举日本中心口号，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极力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主张将自卫队改为“国防军”，大幅增加军费投入，强化军备，推动日本社会向军国主义回归。高市的言行看似“莽撞无谋”，实则有其深刻的政治意图，也是其惯用的政策主张推进方式的延续。